那之後的一个星期，那间小小的套房，安静得像一座坟。

        不是冷战。冷战他们打过，是有来有往的，是活的。现在这种安静，是死的——两个人客客气气，井水不犯河水，说的话掰着指头数得出来：「热水器修好了。」「嗯。」「垃圾我倒了。」「嗯。」

        那条新贴的胶带，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尊重。谁也不越线，谁也不碰线，连睡觉翻身，都各自小心翼翼地，控制在自己那半边。

        规矩从来没有被遵守得这麽好过。

        也从来没有这麽难受过。

        沈砚不再等他吃饭了。饭照煮，用一个碗倒扣着，温在锅里，人却早早躺下。林以恒每晚回来，掀开锅盖，就着冷掉的灯光，一个人把那碗饭吃得乾乾净净——连汤底都喝完。这是他唯一敢做的事：把那个人给的东西，一粒不剩地收下，再把碗洗得雪亮，倒扣回原位。

        像一封封寄不出去的道歉信。

        他在心里打过一百遍草稿。「那天的话」「其实我」「你听我说」——每一遍都写到一半就碎掉。白天上学，两个人隔着斜前斜後的座位，隔着一整间教室的人，演着若无其事；晚上回家，隔着半公尺和一条线，听着彼此都醒着的呼吸，谁也不出声。

        「就当我没说过，也行。」

        那句话悬在屋子里，一天，一天，往下沉。

        林以恒知道，他的沉默，正在一天一天地，替他回答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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